《明心宝鉴(中西文手稿)》,[明]范立本辑写,[西]高母羡译,线装书局、外文出版社2023年1月,2980.00元

缘起:比《菜根谭》更流行的明代通俗读物

2018年作为责编的我在做《菜根谭》影印版时,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提到,“《明心宝鉴》屡次重刊,万历皇帝曾命人重辑修订,有明一代较《菜根谭》更为流行。”比《菜根谭》更家喻户晓的这部明代畅销书怎么未曾听说过?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从2019年开始我就有意搜集有关《明心宝鉴》的资料,随着掌握信息越来越多,惊奇不断涌现,有一段时间自己的情绪处于兴奋与惭愧不断切换的状态。兴奋无异于发现了文化宝藏。《明心宝鉴》是一部汇集古圣先贤名言警句的蒙书、劝善书。最早刊行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辑录者为杭州人范立本。该书在明代流传甚广,到了清代知者却寥寥无几。但是,在明代它一经问世就传播域外,随着来华的使者、留学生、僧侣和中外商人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从此,风行汉字文化圈六百余年不断,至今在韩国、日本、越南仍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些学校把它作为学生的道德教材。它是我国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古籍,它在欧洲的登陆,标志着中西文化互鉴大幕的拉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心宝鉴》于中国,贯通了精英与大众,于世界沟通了中西文化,是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中不容忽视的存在。就是这样一部充满传奇的图书,中国读者知之甚少,令人尴尬和惭愧!必须通过出版,把这一空白和缺憾补上。于是,我首先花了一段时间将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嘉靖刻本整理影印出版,里面浅显易懂、接地气的名言警句让人爱不释手。接着在2021年底社里召开的重大选题策划会上,我提出了购买《明心宝鉴》中西文手稿版权,将其整理出版的计划。 恰逢2023年中国和西班牙建交五十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推出这部尘封四百多年、代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里程碑意义的古老手稿,意义重大,得到了社领导的大力支持。2022年年初开始着手购买版权事宜,在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处的热情帮助下,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尽管有疫情的影响,但最终顺利获得了授权,令人欣喜。

重生:四百年前中西文化“物证”今朝再续新篇

《明心宝鉴》手稿西班牙文译者高母羡(1546-1592年,西班牙名字为胡安·科沃),是一位载入中西文化交流史册的传奇人物。1588年,高母羡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期间,发现《明心宝鉴》是一部很好的学习汉语的入门教材,并被书中的内容所打动,于1590年前后将其翻译成西班牙文,并在菲律宾当地华人的帮助下,在西文背面抄录了中文,完成了这部中西文手稿。1592年高母羡因海难去世,1595年高母羡的教友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修士将这部手稿带回西班牙,呈献给了当时的费利佩王储。高母羡在马尼拉期间还用中文编写了《基督教要理》和《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实录》除了神哲学内容,还包括了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西方自然科学,这是第一次将西方科学引入汉语语境,书中还涉及《明心宝鉴》等中华文化内容,由此可见,高母羡是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明心宝鉴》原手稿羊皮精装、硬壳,封面烫金,16开,中西文对照,依据手稿里的中文笔迹判断,中文手书者在十人左右,其书写水平表明所受教育程度比较有限,这部手稿可以说是中西团队合作的产物。为了将手稿所承载的信息更多地传递给读者,我们社与有关专家合作,对手稿的两个方面进行了翻译和考证研究。第一是将贝纳维德斯给王储的信函和高母羡对一些章节的旁注进行了翻译,以飨读者。第二是对手稿首页说明、信函和正文的用纸进行了比对,认定前两者为欧洲纸,正文为宣纸。根据三者文中同一人名和书名的不同字母拼法、笔迹和标注的页码判断,认定分别归属不同的作者。结合手稿的封面材质和装帧形式,判定手稿首页的文字说明、信函、正文完成时间不同,特别是手稿羊羔皮封面压印烫金装帧为17世纪流行于欧洲王室的典型特装风格,出版距离手稿完成应相差一段时间。这些手稿信息是首次整理发布,是对高母羡《明心宝鉴》中西文手稿研究的重要补充,对于研究中西图书交流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以说是我编辑此书的意外所得,学到了很多知识。

为了力求从内容与形式间传递出四百多年前中西文化交汇时那种古老的文貌与韵味,我们下足了功夫,除对手稿内容原大高清影印外,装帧设计上采用中国传统线装形式出版,函套和封面选用上乘的红色锦缎,与手稿装帧红色相呼应,让读者感受东西文化互鉴之美。

启迪:助推中国传统文化放射出时代的光芒

从15世纪开始,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交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和进步。这一期间,中国的许多文化典籍被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成不同的欧洲文字,成为各国了解中国的桥梁。《明心宝鉴》就有多种译本。如1592年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用拉丁语翻译成《诸家名言汇编》,1676年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翻译成西班牙文,收录至《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1823年英国人德庇时翻译成英文本《贤文书》,1855年俄国汉学家西韦洛夫翻译成俄文本《照亮人心灵的宝镜》,1863年德国汉学家帕拉特翻译成德文本《〈明心宝鉴〉中的中国智慧》。这些译本与被翻译成多种西方文字并传入欧洲的《论语》《中庸》《大学》《孟子》《诗经》《易经》等其他中华经典一道,在欧洲大陆撒下了中国“文化热”的种子,展现了中华智慧和中华文化的魅力,为西方启蒙运动注入了东方的思想养分。

几百年前的西方中国“文化热”如一面镜子,让我们从另一个维度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此次对尘封四百多年的《明心宝鉴》中西文手稿在中国大陆首次整理出版,对于我是一次对中华文化的再发现、再认识,我认为有几点意义:第一,作为最早一部将中国古籍完整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手稿,在中西文化互鉴的历史长河中具有重要标本价值,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心、传播力、影响力最为生动的例子。第二,2023年是中国与西班牙建交五十周年,作为献礼书,致敬为中西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先哲,追寻他们的足迹,谱写新时代的友谊。第三,在世界风云变幻之际,以此书重温和见证中华文化的对外影响力,有利于国人增强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同时呼唤并倡导文化交流与互鉴对人类发展的推动作用。第四,手稿中传教士致王储的信函以及译文中的旁注,作为第一手资料真实披露了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敬仰之情,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四百年前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的视角,弥足珍贵。第五,作为中西文化互鉴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无法忽视和跨越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

如何让中国典籍重新燃起时代的光芒,我以为,这是我们出版人的使命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