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鲁迅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大家，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鲁迅与孔子是中华民族文化现代性重构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深入探讨鲁迅、孔子的思想，对于民族文化现代重构有着重要意义。

近日，由绍兴文理学院和浙江省鲁迅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鲁迅研究院成立典礼暨“鲁迅与孔子”高端论坛在绍兴举行，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寿永明主持开幕式。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汪俊昌、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为鲁迅研究院揭牌。

会议以“鲁迅与孔子”为核心主题，围绕“鲁迅的‘立人’思想与儒家文化”、“鲁迅的文学创作与新文学”、“鲁迅和世纪之交的‘儒学复兴’”等议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孔子研究院等高校和专业领域的百位学者展开深入的学术讨论和交流。

“立人”出自《论语》，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三十而立”；鲁迅讲“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阐释“立人”的思想，成为本次会议的热点话题。

北京大学教授高远东从对《故事新编》的分析中，探讨了鲁迅“立人”思想的新路：鲁迅对墨家思想有着强烈的兴趣，在融汇古今中外思想基础上，展开对于理想人格结构和现代伦理精神的崭新探讨。

张福贵对此展开了深入探究：研究鲁迅和孔子的思想，应该在当下思想文化建构之中思考，鲁迅和孔子都“爱人”，但他们的“立人”有本质的差异：鲁迅关注的是本体、个体的人，思想更多来自墨子的兼爱，对底层民众给予更多的关爱，强调个人；孔子的“立人”是立法，强调宗法秩序，法在人先，一切人的准则观念服从宗法，强调的是群体。

泉州师范学院教授古大勇认为，鲁迅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终生致力于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改造，“构成了鲁迅思想的一个中心命题”。

绍兴文理学院教授曹禧修指出，鲁迅发现国民劣根性的症结在于不能“正视”苦难，而造出奇妙的逃路，鲁迅认为“立人”乃民族国家之治的根本，“正视”成为他的生命哲学的重要范畴。鲁迅乃正视人生苦难的文学家、哲学家。

河北社科院张永泉研究员从思想和心理的两个层面论述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改造，他指出了国民性改造与立人的联系：成熟的文化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是思想层次，构成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二是心理层面，它影响了一个民族的人生态度，一个人的人生取向。鲁迅传承忧国忧民的民族文化心理，他要改造国民性，从确立人的尊严，尊重人的心理层面来展开新文化运动中的“立人”。

中国社科院张梦阳研究员认为，鲁迅所要的“立人”，是20世纪初就开始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后期则讲得更为明确和具体，正如他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说：“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董炳月研究文学家鲁迅与美术作品的关系，通过这种文学与美术的跨界融合，对分析鲁迅的“立人”与文艺思想提供了新思路。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健分析了孔子与鲁迅的思想产生的时代土壤指出：孔子的思想在中华文化、中国国民性生成的历史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所主张的以“仁”为核心，以“忠孝礼义廉耻”为纲常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代，农耕文明相对封闭的时代维系了中国人的心灵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支持；而鲁迅则是在传统的农耕文明日渐式微而面临转型的时代，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旨在摆脱精神奴役，构建“立人”思想体系，让国民能够真正地认识自身文化和性格的缺陷，获得现代文明的洗礼，推动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在他看来，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获得现代人的人格独立，应是“立人”思想的核心与宗旨。

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指出，鲁迅与孔子都走在中国文化的道路上，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民族文化现代重构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来构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国恩的发言，与黄健和黄乔生的概述构成呼应，也是对本次会议“鲁迅与孔子”主题的阐发与总结：今天探讨鲁迅等新文化的先驱对传统文化的革新所用的许多思想资源，包括“立人”思想是鲁迅那一代文化人在中西文化交汇与新旧文化矛盾中经过艰难的探索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观念，把古代学术推进到现代阶段，建立起了现代学术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大传统并存与互补。